残障学生陷“合理调整乒乓球”：专业课程中的责任推诿与出路

当“合理调整”变成一场乒乓球赛 图片来源：Pexels / Kampus Production 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这正是《2010年平等法》存在的原因。但法律条文与现实落地之间，往往隔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对于残障学生来说，这道鸿沟有时会变成一场令人疲惫的“合理调整乒乓球”——专业机构把责任推给大学，大学又把问题抛回给学生，而学生自己，却成了那个最终承担后果的人。 伊丽莎白·查诺克（Elizabeth Charnock）是残障权利倡导者、作家和实习咨询师。她在专业咨询培训中亲身遭遇了这一问题，并由此反思：当对残障学生的责任与对其所面临障碍的控制权分属不同组织时，究竟会发生什么？ 一个真实案例：轮椅使用者的困境 图片来源：Pexels / Mikhail Nilov 一名就读于英格兰某大学研究生咨询与心理治疗课程的电动轮椅使用者，联系了英国咨询与心理治疗协会（BACP）。他们正苦于一项要求：其大部分受督导的实习安置小时必须以面对面方式进行。学生询问，针对这一要求，有哪些合理调整可用。 BACP的回复是：实习安置必须仍以面对面为主，不能接受未能维持最低要求的资格。但同时，BACP也表示，他们的课程和实习安置提供方应当能够做出合理调整，并将该学生转回给大学。 大学随后面对了问题的另一面。在与笔者分享的同期通信中，该学生的课程代表表示，BACP似乎对该要求不允许任何灵活性，并担心未经BACP批准而在大学层面改变该要求，可能会对该学生之后的专业会员资格产生不利后果。 大学远非只是简单地说“不”，而是在努力调和其对残障学生的责任与一项它认为不能安全忽视的专业要求。于是，责任在原地打转，学生被留在了障碍面前。 “合理调整乒乓球”背后的结构性问题 伊丽莎白把这种现象称为“合理调整乒乓球”。专业机构指向教育提供方做出调整的责任，大学则指向一项它认为自己无法改变的专业要求。双方或许都能完全合理地解释各自责任的边界，但残障学生仍然被留在了障碍面前。 咨询只是一个例子，但其底层结构在整个专业教育中都很熟悉。大学为学生从事某些职业而教育他们，而在这些职业中，外部组织可能制定关于认证、注册、实习安置、专业胜任力或执业准入的标准。因此，大学并不总能完全控制其学生必须满足的条件。 这在我们对合理调整的理解中造成了一个潜在盲点。我们倾向于询问大学是否做出了调整，但在与专业对接的课程中，我们可能还需要询问：通往该职业的整条路径是否有能力容纳一项调整？ 胜任力还是方法？一个关键区分 专业机构在维持标准、保护公众以及确保进入职业的人具备胜任力方面拥有正当利益。合理调整不能意味着取消一项基本的专业胜任力。但在胜任力本身与证明胜任力的规定方法之间，有一个值得审视的区别。 这一区别有一个法律上的对应物。在Abrahart诉布里斯托大学案中，高等法院区分了胜任力标准与用于评估学生是否达到该标准的方法。标准本身可能不受合理调整义务的约束，但评估该标准的方法原则上是可以调整的。对于专业教育而言，这使得“标准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尤为重要——该要求是必须展示的胜任力，还是展示它的一种特定方式？ 在咨询领域，BACP要求至少100个受督导的来访者实习安置小时，其中大多数必须以面对面方式进行。对于100小时的实习安置，这意味着至少51个面对面小时。全国咨询与心理治疗协会（NCPS）也要求在与相关的组织或机构内，与来访者完成至少100个受督导的临床小时。 如果目标是与某人处于同一物理空间内安全工作的胜任力，那是正当的专业关切。但为什么是51？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暴露了高等教育一个更大的问题：有什么证据表明某一特定数字门槛对于建立相关胜任力是必要的？而当残障对以规定方式满足该门槛构成实质性障碍时，同样的胜任力是否有可能通过另一条途径得到稳健证明？ 胜任力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证明吗？ 专业培训已经通过积累实习安置小时之外的机制来评估胜任力。BACP自己的指导指出，学生应在开始来访者工作前接受个别准备度评估，课程应评估面对面和远程实践的胜任力。 在利兹大学，这一原则可以在实践中看到。学生在实习安置前完成录制的咨询技能工作，该模块明确要求他们展示“作为咨询师/心理治疗师开始实践的准备度”。他们的实践技能通过使用咨询依从量表的录制会谈进行正式评估。 牛津大学继续教育系通过其心理动力实践研究生文凭提供了另一个例子，其中受督导的临床实习安置与临床督导、临床研讨会、案例研究、实习安置日志评估、反思性工作以及导师和督导报告并列。 因此，实习安置小时构成了培养和展示胜任力的架构的一部分。这些例子并不能证明小时数是不必要的，也不能证明每门专业课程应如何评估胜任力。但它们确实表明，小时数与其他评估某人能否安全有效执业的机制并列存在。 当残障阻止学生以通常方式满足某一规定要素时，这一点就很重要。相关的问题不